舆论监督是主流媒体的核心职能,但在当前传播格局下,地方主流媒体,尤其是市、县级融媒体,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监督困境。横向对比三类传播主体,地方媒体几乎处处受限,舆论监督空间被严重挤压。央媒依托行政权威,既可深入基层开展独立调查,也能推动跨区域问题整改,很少受到地方干预;外地媒体开展异地监督,不必顾虑本地形象和营商环境,往往能将“墙内问题墙外曝光”;自媒体则不受属地约束,表达方式直白、风格生猛,敢于直面人们关切的痛点,形成强大的话题发酵能力。相比之下,地方主流媒体既要守土有责,又不得不守土畏言,在多重束缚之下,舆论监督愈发有心无力。

群众遇到民生难题或职能部门作风问题,第一时间会想到本地媒体,但现实中,地方媒体却屡屡陷入“不敢报、不愿报、不会报”的尴尬。近年来各地多起典型事件足以说明问题:有的地方供水、供气管道改造被曝以次充好、以旧充新;有的企业长期违规排污,群众投诉不断,本地媒体却始终按兵不动,最终由央媒记者实地调查,才揭开真相;一些城市商铺违规收费、市政工程敷衍施工等问题,率先由澎湃新闻、凤凰网等外地媒体深度报道,引发社会关注;更多的民生纠纷、基层管理疏漏,有些通过短视频平台上的自媒体爆料,才得以进入公共视野。往往是全网舆论已经发酵,本地媒体才姗姗来迟,开始发布整改落实、部门表态之类的内容,全程缺席了最关键的监督环节。群众诉求长期得不到本地媒体的有效回应,直接侵蚀了地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、影响力和权威性,不少地方市民直言:“有问题不找本地记者,只等央媒、外地媒体和网红发声。”

面对“三不”困境,不能简单归咎于地方媒体从业者的担当不足,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媒体独特的生存土壤。地方媒体的财政拨款、运营资源基本依赖本地政府,媒体负责人和班子成员的考核、任免权限也掌握在地方管理部门手中。一篇监督报道从选题到刊发,媒体不得不反复权衡多重风险:曝光辖区企业违规行为,会不会被解读为破坏营商环境、影响招商引资?稿件一旦流出,是否会被自媒体截取片段、放大炒作,引发不可控的舆情风波?问题如果涉及多个职能部门,报道尺度稍有不慎,极易引发部门间的矛盾,甚至酿成难以收场的治理难题。再加上部分地方干部存在“舆情洁癖”,将媒体监督等同于“抹黑”“添乱”,记者下去采访常常遭遇推诿、阻挠,稿件送审环节层层加码,一篇正常监督报道往往被反复“打磨”到失去锋芒。多重顾虑叠加之下,不少地方媒体只能主动收紧监督尺度,甚至在选题会上就“自我过滤”。
长期自我设限,不仅让地方媒体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失语失位,更从根本上削弱了舆论监督作为媒体立身之本的根基。如何在保障地方发展大局与回应群众监督诉求之间找到平衡,如何为地方媒体松绑、赋能,使其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助推器,而非被束缚的“传声筒”,已是当下基层舆论治理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。这既需要地方管理者的观念转变,也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与容错空间,否则,地方主流媒体将越来越难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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